古时按照天干地支纪年，60年为一个周期，人称60年为一甲子。《人民检察》虽是我案头常备的期刊之一，与我晤对少说也有20年了，我竟没留意她已经走过60年历程。灯下细想，如果是一个人，60年的辛苦路，人各不同，有人会觉得漫长，有人会觉得时间如白驹过隙，太过匆促，到了耳顺之年，无论是谁，总会多些旧日时光的回忆，甜酸苦辣的过去人生正可玩味。一本杂志倘或有知，也会摘取些过去的阳光月光，描摹一下留下的足迹跫音吧。
翻看这本著名期刊的历年文章精选本——《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纪念〈人民检察〉创刊60周年》，不禁为之感慨；60个春秋，多少日夜，作者、编辑和读者也不知换了几茬，这本期刊默默伴随着检察制度的兴衰荣辱，见证了检察事业的蓬勃发展。如今，精选本的面世，仿佛老友来访，一杯清茶相佐，娓娓道来，有一股特别的亲切味儿。
盘点《人民检察》60年的家当，文章一万四千多篇，共约八千万字之巨，内容宏富，可谓洋洋大观。这些文章，内容围绕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既有理论探讨，也有实践经验交流；既有本土制度的研议，也有域外制度的述评；既有国内学者的笔耕之作，也偶有外国学者专家的相关佳构。在这些过往的期刊中，不仅可以按图索骥，回溯至新中国检察理论的发展沿革，也能够观察到检察理念和实践随时代发展的演变历程，其中，期刊曾经刊载的最高检相关文件，更是为我们保存了一份方便查阅的检察历史文献资料。
概而言之，这部文集的编辑方针是：“一是突出对检察工作的宏观指导，反映各个时期最高检对全国检察工作的决策部署；二是反映国家法治建设的发展变迁，探讨立法和司法领域的重大疑难问题；三是把握检察工作的发展脉络，体现不同时期各地检察机关开展公诉、反贪等检察业务工作的探索和总结；四是体现编辑部针对不同历史时期检察工作重点、法学理论研究热点所作的专题策划（如主题研讨、采访等），以突出编辑部对检察（法学）理论研究的把握和引领作用。”为了较好地体现编辑方针和出版目的，每篇文章均附有简短的推荐理由，画龙点睛地揭示了文章的特色和阅读价值；全书按照年代，对杂志所刊发的文章精挑细选，分上、中、下三卷出版，将60年精华浓缩在190多万字之中，具有时代性、学术性、代表性和历史资料价值。
因为年代久远，现在查询阅读最高检早期的工作报告和领导讲话往往需要颇费一番检索工夫，对此，当年《人民检察》有所刊载，其中的一部分也被收入《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可为读者节省许多寻觅之劳。譬如，1980年《人民检察》刊登的刘少奇生前对检察工作的指示、最高检张鼎丞检察长1955年检察工作总结和1956年工作任务报告、1957年张鼎丞检察长《在全国省、市、自治区检察长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张鼎丞检察长《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正确路线——人民检察工作十年的基本总结》、1958年最高检《关于加强检察机关的调查研究工作的指示》、197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黄火青检察长《在全国检察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1991年刘复之检察长《繁荣检察理论研究推进检察工作建设》等，都是检察工作发展历程上的重要文献，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对检察工作起到过重要的指导作用。
贴近检察实践并为检察工作服务是60年来《人民检察》始终坚持的服务方针，为此，《人民检察》刊登了大量总结工作经验和教训、为检察工作提供指导的实践类文章。这些文章既有实体法方面的探讨，也有程序法和证据法方面的研议，内容囊括检察工作的方方面面，如出庭工作、审查判决工作、证人作证、批捕工作、讯问犯罪嫌疑人、法庭辩论、自首的认定、公文核稿等方面的工作经验，有些内容至今仍然具有传承、积累的价值。1981年组织的审理林彪、四人帮案件的系列文章记述了当时最高检检察人员的工作和出庭体会，扼要介绍了检察办案的基本情况，时隔多年，让人兴趣倍增，只可惜篇幅有限，很多内容语焉不详，如果当时参与此案工作的检察人员把那段历史细致描述，可以为新时期检察史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
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情况如何，当下的描述弥足珍贵，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记载也颇具史料价值。例如，1956年《人民检察》第7期刊登《从检察批捕工作中吸取教训》一文，自我揭短，坦率地披露了1955年和1956年上半年对某市批准逮捕的一类案件的全面检查结果，结论为：绝大部分是捕得正确的；但也发现了一些错捕和可捕可不捕而捕了的，前者占逮捕总数的3.3%，后者占3.6%。分析错捕和可捕可不捕而捕的原因，“和我们当时干部少，经验缺乏，而审查批准逮捕的任务又异常繁重的情况，是有一定关系的；但主要是由于我们的工作作风粗糙，法律知识缺乏，政策水平不高，而领导上又控制不严”。该文从具体表现出发，针对审查批捕工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揭示和分析。文章对于批捕工作存在的问题直言不讳，现在读起来都觉得勇气可嘉。
《人民检察》既重视对司法实践的指导意义，也重视所载文章的学术品位，对此，文集亦秉持和发扬。在文集的作者群中名家荟萃，譬如，精选了高铭暄、陈光中、樊崇义、龙宗智、卞建林、陈卫东、王洪俊、何家弘、韩大元、赵秉志、陈兴良等著名法学家的文章，真有“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之感。在检察理论名家中，王桂五先生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王先生对于新中国检察制度的来龙去脉了如指掌，他的著述为我们提供了检察制度发展和检察理论争议的早期情况，极其珍贵。随着王桂五先生的仙逝，有些未能记述下来的情况难免模糊起来，殊为可惜。《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收录了王桂五先生1989年和1990年发表在《人民检察》上的《略论检察官的法律属性》《新中国检察理论研究综述》，算是对王桂五先生深具意义的纪念。在来自法学界的名家里，西南政法大学王洪俊教授的文章《试论〈检察学〉在诉讼法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勾起我的回忆，当年在该校选修王洪俊教授新开设的《检察学》课程，他提到《检察学》乃是他首倡，言语间有自豪之感，如今读到他发表在1985年《人民检察》上的文章，联想他对“检察学”概念注入的一份感情，十分感慨。可见，《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中的作者不乏学界名家巨擘，更有司法界理论精深的领导和行家里手，也有勤于笔耕的检察干警。
古时有经世文，明清两朝都编过这类文集。我观《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不由得想起这种文集有点像过去的经世文集，只不过经世文集涉及政治、经济、司法等多个领域，内容广泛，《人民检察的甲子印记》由《人民检察》发表的文章精选而成，内容较为专一，主要围绕检察制度和检察工作，但于国家法治而言，大多也有经世济用之功效。总的看来，文章有宏论，有精微之谈，汇总起来磅礴大气，细节里面谈言微中，捧读之下，60年云烟过眼，我觉得“悦读”的收获真的很大。
（张建伟 作者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